面对想象中的危机,北欧福利制度的可持

北欧道路：社会可持续性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北欧可以说走的是一条具有社会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挪威学者尼娜·维托谢克（NinaWitoszek）和阿特尔·米特图（AtleMidttun）认为这种现代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标志着一种历史性的选择和更迭。第一个阶段是经济、技术方面的现代化，其标志是技术革新、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创造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第二个阶段是社会可持续性的现代化，即福利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它以社会关爱（socialcare）和互助合作（partnership）的精神和理念为原则，织就了一幅巨大的社会安全网，给单纯追求技术/经济发展的势头套上了一副人性化的缰绳。现在又进入了生态现代化（eco-modernity）的第三个阶段，以解决由环境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1]北欧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一种社会可持续性的现代化模式？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众多的讨论和研究，其中经常被提到的因素有比如：较弱的封建制度、自由农民/渔民以及他们的组织、较早普及的识字率、草根与精英之间的携手合作等等。除了这些以外，维托谢克和米特图两位学者还提出了两个他们认为不太受人注意的因素。一是北欧共同信奉的人道主义，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纪基督教启蒙的传统——撒玛利亚主义和社会团结的观念。二是由北欧各国地方小社会发展出来的互助合作精神和积累出来的地方性治理知识与经验。这些地方往往很小，自然条件也比较差，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互相依赖、团结合作，而不是一味地彼此竞争。[2]这两者糅合在一起就凝聚成了北欧人深信不疑的强调平等、互助和人性化的价值观。丹麦哥本哈根的运河上，人们在划独木舟。这两位学者将北欧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归结为是一种“自我设限”（self-limiting）的现代化。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超越限制的心理基础上的，其内在逻辑是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人类和上帝的无上限发展。这种傲慢的发展观在北欧这里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北欧人通过历史上一系列的refolution（改革的革命，而不是革命的革命）摸索出了一条小我大他、共生共享、团结合作的发展道路，树立起与追求利润和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北欧人强调公共意识和合作精神，他们的理念不是要去追求个人的无限发展和利益膨胀，而是要建立一个在平等、均衡和互助原则基础上的“公平社会”。[3]就这一点来说，北欧人显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是全球市场和市场化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在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问题上他们又是本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亲社会性（prosociality）的坚定守护者。在社会问题上，他们的态度与达尔文主义截然相反、背道而驰。达尔文主义相信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北欧人却强调亲社会性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他们更为钟情于威尔逊与威尔逊发表的第三波物种进化论。这一理论发现，亲社会性行为和合作会大大提高一个（物种）群体的发展和竞争优势。[4]这个理论不否认，在自私和不自私的两类人混杂的族群或群体里，自私的人往往会占便宜，捞到更多的好处，而不自私的人则免不了会吃亏。但是他们的理论证明，一个具有亲社会性的族群或群体肯定会比那些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的群体更具有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用两位威尔逊的话来说，就是“自私自利行为会击败团体中的利他主义，但利他主义的团体肯定会战胜自私自利的团体，别的都不必多说”。[5]维托谢克和米特图特别指出，北欧的亲社会性和强调合作的传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它是由在文化上和价值观上一点一滴的变革和更新而逐步积累起来的。这些价值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社区互动、劳资关系、性别关系、人际交往等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心灵习惯”（habitsoftheheart）或“记忆习惯”（habitsofthemind）。[6]北欧也因此构建起了一个“想像中的道德共同体”（imaged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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