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丹麦经历战乱后,市民意识及社区管

从19世纪初起，丹麦这个自近代以来日趋衰落的昔日北欧强国就一直处在战乱阴影的笼罩下。它在年与年两次遭遇英国皇家舰队的袭击。

年参与拿破仑战争的落败使丹麦不仅被剥夺了海军，还将延续了多年的附属国挪威割让给了瑞典，这不但导致丹麦失去了大片的国土，而且使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显著下滑，同时还面临民族问题、经济财政危机以及对外贸易困境等。

在此后的年，丹麦被普鲁士夺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重要省份。尽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丹麦的国家地位下降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它却隐含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

与丹麦败落的国家地位、丧失的国土以及各种国内危机共存的是国内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国人悲观情绪。

丹麦的国家实力与地位的下降，从当时的国际局势上分析是短时期内难以扭转的现状。这也促使丹麦人必须从悲观的情绪中醒悟并开始将发展重点转向国内以寻求在新时期的生存地位。

史学家帕利·劳林将19世纪上半叶的丹麦描述为“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从困境中恢复过来：

各大城镇因航运业的复苏而获利丰厚，市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井然有序，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开始丰富，似乎将这个国家所遭受的重创与战后的悲观情绪埋藏在“田园诗般美好”的表象之下。”

这段素有“黄金时代”美誉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的盛况，它为丹麦未来的城市发展与建设（尤其是首都哥本哈根）打下了基础。

丹麦的国家命运对于19-20世纪逐步形成的民族认同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丹麦史学家所阐述的观点，直到19世纪中期，丹麦人的现代民族意识才真正成型。

然而仅这一过程就充满着失败与悲观的记忆，所以当许多丹麦人在描述丹麦与其他的国家，或者是丹麦民族与其他的民族之间的区别时，他们会对“民族主义”一词产生退缩感。

19世纪丹麦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弗莱明·伦德格林·尼尔森对于丹麦民族的阐述为：

“成为一个丹麦人即是参与一场终身的阴谋，一个有潜规则的游戏，在不同的层次以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口头操作，但是接受者会心照不宣地理解——这就是丹麦人。”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政治发展与外交演变，逐渐使丹麦人“成为了几乎完全意义上的丹麦人——由于受到昔日战争创伤的影响，在20世纪之初的丹麦已经演变为单一性民族的社会。

年，丹麦将它的最后一个地处热带地区的殖民地维尔京群岛出售给美国；年，丹麦原本的附属国冰岛宣布独立。”

从丹麦城市化与工业化到整个国家体制（其中包括之后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结果表明，它始终呈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特之处，它是一种服务于单一民族国家民众的共同体。

“早在18世纪起，丹麦就开始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没有明显地域性和区域主义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在相邻的一两代同龄人之间，除了自己的姓氏外，他已经全方位地与丹麦本土国民融为一体了。”

丹麦作为具备民族统一性特点的国家，它表现出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已经形成的共性。

尽管自19世纪下半叶起（约为-年间），丹麦也出现了一轮向北美洲移民的倾向并如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一样融入了新的社会。

然而丹麦本土的移民来源至今为止仍是以来自北欧邻国为主（尤其是来自挪威和瑞典的人口数量最多）。

而这种单一的民族构成也在日后长期延续并影响着丹麦的国家政策、社会福利体系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受到这种特征的影响，促使丹麦在外交立场与政策等方面呈现出了与全球化浪潮相悖的趋向。

根据史学家耶斯佩森的观点，全球化和世界的新秩序都对丹麦造成了新的压力，移民浪潮的出现，不仅影响了丹麦传统的社会文化，还冲击着已成型的社会福利体系。

正如19世纪下半叶因丧失土地而从乡村向城市或市郊迁移寻求谋生出路的无产者那样，当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交圈逐渐流失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传统生活方式的转变。

20世纪上半叶起，从乡村迁移至城市和市郊地区的人口开始适应于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在20世纪0年代盛行的“实用建筑主义”理念中，强化了制定住房政策的人性化目标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等内容。

随着“人性化”、“社会性”和“福利性”等观念的提出，使社会公众与房屋建筑规划乃至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然而，当时的社会公众对于房屋建设规划的认知度与参与度仍处于初期阶段。

通常他们对于房屋的居住舒适度、采光效果、社区便利性等相关贴近生活方面的项目具有诸多的想法和观点，但是对于街道布局、城市特点以及城市建筑多样性等方面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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