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控两难背后的西方治理困局

整个世界为新冠肺炎疫情所困已经两年多了，最终胜利非但远未到来，一些西方国家反而深陷进退两难的境地。近期，加拿大政府要求往返加美的卡车司机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猝然成为引爆国内骚乱的导火索；而在大西洋彼岸，挪威、丹麦、英国等选择“带疫解封”，引起了各国卫生专家和世卫组织的担忧。总的来说，西方国家对疫情已束手无策，而且出现了严重的“疫情综合症”，突出表现在经济上的政策失效、政治上的冲突加剧、社会上的混乱无序。人们不禁要问，作为曾经的发展和治理“优等生”，西方国家究竟怎么了？

资料图新华社记者王迎摄图文无关

客观地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多么发达的社会、多么完善的医疗体系，都将承受巨大压力。但人们有理由设想，占据技术和资源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急应对和政策调整后，有能力有条件控制疫情。如今，这些国家在事实上拖了全球抗疫的后腿，原因不在别人身上，首先是本国政客的认知偏差、傲慢自大、自私自利和推诿卸责。这使得这些国家不能客观、理性、科学地分析认识疫情产生的根源、蔓延的形势和严重的后果，相反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急于甩锅他国，将疫情作为国际斗争的工具、政治渔利的机会。到头来，这也严重影响其国内的疫情应对，使得防疫政策首鼠两端、进退失据。

这些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上的失败，只是其内部治理困境的缩影，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经济根源、制度根源和社会根源。当下，作为西方民主政治重要支撑的选举制度，日益异化为政客们为赢得选票而不择手段的政治倾轧工具。在“手段不重要，选票才是一切”的制度激励下，西方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也日益被推向极化，日渐失去其民意表达功能和政治协调功能，成为政客们追逐政治利益和自身代表的少数群体利益的机制。一方反对的，另一方就必然赞成；一方赞成的，另一方就必然反对。渔利套路反复拉锯，进一步造成社会撕裂、矛盾激化。

这样的政治角逐同样投射到疫情防控上，连戴口罩和打疫苗等基础性的防疫举措，在西方国家都成了政治斗争议题，更不用说隔离、封堵等稍微严格一些的措施了。比如在美国，民主党执政的各州和共和党执政的各州，围绕疫情应对政策展开了马拉松式争吵，而参众两院的政治分裂也助推了各州的自行其是，政治乱象直接造成了疫情应对的失败。

政治分裂和社会对立，助长民粹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极大冲击着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反过来给整个西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无原则无差别的反对，使得任何“高明”的政策都难以实行。而政策失效又持续激发群体矛盾和社会对立，反过来成为党派斗争和政客争夺利益的新导火索。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已经陷入政治经济上的严重恶性循环，“疫情综合症”只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病入膏肓表现。就像加拿大的“自由车队”，表面看起来是由于政府推行“疫苗护照”所致，实际是加拿大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无论是事件起始，还是事件发展，都将再次成为加拿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中宣部“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人才资助项目“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以及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中国之治’及其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戴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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