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库丨瑞典一场举国的群体免疫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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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远东南大学国际战略智库首席研究员

位于北欧的瑞典，春天姗姗来迟。法新社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街头拍摄了一张照片，显示一些瑞典人独自或几人成群地坐在一个五层阶梯式平台上，或悠然自得地浏览手机，或相互亲切交谈，似乎没有半点儿COVID-19病毒疫情在这个国家蔓延的紧张感觉。

美籍瑞典人回国大吃一惊

一位在美国西部生活、工作了10年的美籍瑞典人，因为美国疫情肆虐，当局要求人们“宅家不出”、保持社交距离，而感到心情紧张焦虑，加上想回老家探望自己年过70的老父，于是以“逃离死亡险境”的心态回到了斯德哥尔摩，没曾想下飞机后见到的一幕幕人们自由自在的景象，把他顿时吓傻了。机场几乎没有检测，也没有提醒，斯德哥尔摩的咖啡店里照样人群扎堆，人们谈笑风生。他万万没有想到，疫情下的瑞典防疫竟是如此宽松，与美国相比简直在另一个“宇宙”。犹豫再三，他留了下来，但每天忐忑不安，内心不断发问：瑞典坚持冒险式的“群体免疫法”，究竟是真聪明还是犯傻？

此人虽瑞典土生土长，对瑞典人的历史传统、思想意识和公共卫生安全习惯非常熟悉，也深知瑞典人通常把生命和身体健康看得高于一切，但离开瑞典已久的他，感到这个国家变得陌生了。他困惑害怕，但又无奈。4月29日，这个美籍瑞典人通过美国媒体，表达了他对当下瑞典防疫的困惑疑虑、惶恐不安，甚至愤慨恼怒。“我刚回到瑞典。我被这里对于冠状病毒的反应吓坏了”，埃里克·奥古斯丁先生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他的返乡文章。

其实，有此感慨的远不只是奥古斯丁一人。其他不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以及国际舆论、瑞典的一些医学科学家也有同感，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如力主瑞典继续采取“群体免疫”的瑞典人和瑞典医学科学家多。他们势单力薄，除非设法逃离这个国家，否则只能在瑞典“舍命陪君子”。因为瑞典每遇大事都需要投票，少数人说了不算，而所谓多数人的倾向和意见又往往受到更有权势和更有煽动力者好恶的直接影响。

在北欧四国中，瑞典是大国，人口万出头，相当于芬兰、挪威人口的近一倍(芬兰人口万，挪威人口万)，其综合国力和经济产业也要发达得多，因此决定了瑞典具有更多更强的地区和国际话语权。

瑞典盛行“例外主义”

从政治、军事、安全到艺术、设计、流行文化和科学技术，“瑞典例外主义”从来都是瑞典的标识和国际行销的良好概念。瑞典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士，他们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包括奥古斯特·斯特林德伯格、英格玛·伯格曼、瑞典流行组合乐队ABBA的成员、罗宾·索德林、路德维格·朗森、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声田）成员和即时通讯软件的创始人等。同时，瑞典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常被令人羡慕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作为模仿的榜样来支撑”。瑞典的这一切，造就了瑞典和瑞典人特有的自信与高傲，而其中不无广泛的偏执与保守。

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瑞典同样不可避免地早就“中枪”。但当北欧邻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因疫情加剧蔓延，纷纷采取严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封国的情势下，瑞典依然我行我素，坚持采取所谓的“群体免疫”法。

这个世界，当前至少有20多亿人处在不同程度的封闭隔离或“社交疏远”的抗疫严控之中，总人数比二战时全世界的人口还多，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像瑞典这样基本一切照旧的国家，可谓屈指可数。

瑞典“群体免疫法”的总设计师和坚决维护者是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Tegnell）和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顾问约翰·吉斯凯（JohanGiesecke），前者是目前瑞典最高流行病官员和政府的首席医学专家，后者曾在欧洲疾控制中心任职。按照瑞典法律，在涉及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权力和权威性凌驾于首相和政府之上。泰格内尔的自信令人不可思议，即便瑞典首相勒文也无可奈何。泰格内尔坚称“群体免疫法”适合瑞典，是目前瑞典最有效的防疫办法。而吉斯凯则在公开谈论中充斥着诸如“‘我对此有直觉’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抗疫方式）都是错误的’自我至理名言”，两人一唱一和，在瑞典颇有地位和权势。

瑞典的所谓“群体免疫法”抗疫，简单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生活一切基本照常，当局虽也提倡“社交疏远”，但工厂企业继续开工，除少数例外，瑞典的酒吧、咖啡馆、餐馆、俱乐部和商店一直开放到了今天；学校照常上课，孩子们不用呆在家里，如果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假，感觉舒服了随时可以回校；原则上不搞病毒检测，即便是对医护人员也不进行病毒检测，除非本人有要求；对年轻一些的人基本放任自流，仅对养老院等老人实行相对隔离。面对疫情，“瑞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们自愿的社会疏散措施来吸引和增强公众的自我约束感”。

结果怎样？据截至4月30日午夜的全球疫情统计，瑞典的疫情严重度排名全球第21位，已报告确诊病例20,例，死亡病例2,例。瑞典最初的病例很少，死亡病例更少，与周边的丹麦、挪威和芬兰几国大致相同，但现在与这些相继采取严控措施的国家的疫情相比已经严重很多。丹麦确诊病例为9,例，死亡仅例；挪威确诊病例7,例，死亡例；芬兰的确诊病例仅4,例，死亡仅例。

瑞典政府与民众紧张吗？目前看既紧张也不紧张，主张继续保持“群体免疫法”的瑞典政府官员、卫生专家和民众，依然占多数。也有不少人和团体在呼吁政府和医学专家加强防控，包括所谓的人权积极分子、外来移民、女权主义者和老年人保护组织等，但他们的声音很小。

“群体免疫”设计师心态复杂

实际上，泰格内尔的心态也很复杂。如果取消目前的政策，这意味着他一开始就错了；如果继续目前的防疫方式，则瑞典无疑要冒更大的民众死亡和被感染的危险。舆论注意到，泰格内尔虽是卫生官员和抗疫专家，但很有“责任头脑”。奥古斯丁先生发现，在讨论泰格内尔的抗疫应对计划已经付出和将要付出惨痛代价时，泰格内尔虽然“几乎陷入了恐惧”，但他“拒绝为该计划的最坏结果承担责任”，而是将瑞典养老院的众多死亡病例归咎于政府在养老院方面的不当做法。

泰格内尔最近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实现我们打算实现的目标。”他解释说，瑞典公共卫生局和他的医学团队“正在做两个主要的调查。我们可能在4月底或5月下旬才能获得调查结果。通过建模和一些数据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结果，但这些结果数据有些不确定。可能几周前疫情在斯德哥尔摩达到了传播高峰，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能正处于感染高峰。我们认为，斯德哥尔摩多达25％的人已经暴露于冠状病毒并且可能免疫。我们医院的最新调查发现，那里有27％的员工免疫。几周内我们可以在斯德哥尔摩实现群体免疫”。

在被问到瑞典应对“COVID-19病毒疫情的战略究竟是什么”时，泰格内尔回答英国广播公司称，“我们正在努力将病毒传染率保持在斯德哥尔摩卫生系统可以维持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卫生系统受到了压力，但他们很努力，他们已经为所有人提供了医疗服务，包括那些没有COVID-19的人。那是我们的目标。在过去的两到三周中瑞典的病例数量一直保持着稳定。我们认为从长远看群体免疫当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正在对此进行讨论”。

泰格内尔暗示，瑞典公共卫生当局和政府也在采取其他的疫情应对措施。“如果我们仅仅获得群体免疫力，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有可能让冠状病毒在整个社会肆虐。我们已采取合理措施，但并未真正损害医疗保健或学校。我们正在寻求可持续的战略；我们可以继续做几个月的事情，冠状病毒不是将要消失的东西。任何相信自己通过关闭边界，关闭企业等可以将这种病毒拒之门外的国家，在某个阶段很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学会忍受这种疾病”。

这番话意味着瑞典的抗疫以“群体免疫法”为主，但也没有排除其他防控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典的固执抗疫法其实并不固执，也没有真正犯傻，它是在尽量冒险的同时，设法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保持社会稳定与公众生活的正常。

瑞典经济无法独善其身

至于瑞典人“自愿的社会隔离对瑞典的经济意味着什么？”泰格内尔回答说：“您需要问我们的经济学家。我对此一无所知。但在我看来，目前瑞典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我们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因为医疗保健仍在起作用。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措施”。

据报道，瑞典的COVID-19应对战略可能最终会让瑞典在经济损失上付出最小的代价，瑞典年度的GDP可能缩减10％，这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好得多。全球化的时代，瑞典经济各领域与外国都有很多联系，瑞典虽然基本放开，但外国游客和外国农民工因为不能出境，所以也无法来到瑞典。瑞典的酒店业、农业和餐饮业等都遭受了打击。

尽管泰格内尔在国际上受到批评，但他在瑞典仍受到“很大欢迎”。瑞典于默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罗克医院的医生詹森等3位医学专家，对瑞典的抗疫模式持批评态度，但最近这三位专家与另外19位瑞典专家一起参加主题为“公共卫生局失败，现在政客必须采取行动”的活动时，发现瑞典0多名专家学者中仅有22人愿意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改变目前的防疫方式，很多瑞典专家“积极捍卫瑞典的COVID-19应对模式”。

一些国际评论指出，瑞典人在疫情中显露出对政府和医学权威的“超级信任”，有一种听从政府的被动主义和道德优越感。奥古斯丁先生指出，许多瑞典人对瑞典的COVID-19反应作出了批判性反应，而且越来越多，这一时期似乎“很可能成为瑞典历史上的耻辱，就像当年瑞典让德国人进军挪威一样可耻”。但是，又有更多的瑞典人认为目前的病例和死亡数字虽“令人遗憾，但这是可以接受的”。瑞典文化对国家专家的无限信任以及内在的特殊主义意识，很大程度上继续在为瑞典服务。

（作者周远为东南大学国际战略智库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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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东方智库

作者：周远

编辑：顾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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