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回顾封建主对城市工商业经营的参与

引言

封建主在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生活支出越来越浩大。他们的收入来源仍然以地租为主。于是他们加紧压榨农奴并转而实行货币地租来增加货币收入。有些封建主为了增加收入,转而经营工商业或金融、航海业,包括参股。

例如在意大利,一些封建主看到海上贸易的利润率高,就投资参加航海公司,取得股份,按股分红。而由于人口的增长、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价格的上升是明显的。价格上涨创造了许多机遇,有人错过了机遇,有人却抓住了机遇。

就以住在乡村中的封建主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有封建主因订立了长期租约而收取固定的货币地租,在价格上涨程中受到损失。但也有的封建主自己仍从事经营,则获利不小例如,波河流域的封建主从事稻米和谷类的专业化生产,英国的封建主发展养羊业,霍尔斯坦和丹麦的封建主因生产和销售咸肉、黄油和奶酪而致富。

瑞典的地主则因继续征收实物地租而得到好处。有的封建主在乡村中转而采用了新的经营方式,他们收回已经出租的土地,雇工经营,如生产商品粮,种植经济作物,养羊,向市场销售。这一过程最突出地表现在德意志易北河以东地区。

英国某些地区也不例外。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英国当时的情况写道:“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寺院是西欧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之一。寺院经济建立在牢固的封建土地关系和农奴人身依附关系之上。

在城市兴起和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后,城市的经营方式同样影响着封建的寺院经济。首先发生的是寺院的分化旧式土地财富开始碰到从复兴的工商业所得的新式财富之竞争而受苦,所以,许多寺院觉得‘土地穷’了。而且,这种特殊形式的贫困由于寺院地产的分散性质而加剧起来。

不仅如此,寺院土地上农奴人数的减少也使得寺院感到为难。“城市的兴起和十字军运动的发生抽去了寺院领地上的农奴,所以它们常常采用了以高工资来雇佣临时工的办法。又在早期,当土地投资是有利的时候,寺院购进了大批土地,而这些土地在下一世纪里所收回的,却是亏本;由于这个缘故,它们被迫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一般是抵押给犹太人的。

也有少数寺院采用雇工生产的办法,维持着原来的规模。不使用农奴或只使用一部分农奴,转而采取雇工经营,这是寺院经济适应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城市兴起以后的措施这虽然并非寺院主持人的心意,但他们迫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却是顺应着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些寺院不仅在乡村使用雇工生产,而且还参与城市的工商业经营。

比较普遍的方式是寺院主持人并不出面,而是由他们所委托的人代理这些业务,包括给有利可图的行业和公司参股,或者以供应本寺院所需要的食物、原材料、用品为名,从事商业活动,实际上兼营商业。甚至连金融业这样一些行业,寺院也悄悄地介入,尽管在公开场合,教会依然禁止放款收息的行为。寺院需要货币,没有货币的支持,寺院是维持不下去的。

上述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意大利境内。“通过意大利贵族阶层的重要部分与商业和工业领导集团这种在同一城墙之内的会合,就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更早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骑士的因素和骑士的传统逐渐减少它的比重。

在城市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影响下,封建主阶级的分化过程先是缓慢地进行着,后来逐渐加快。在有些地方,仍住在乡下的封建主被本阶级的习惯和规定限制得死死的,贵族被“过贵族的生活”的传统和原则捆住了手脚,他们即使穷了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举一个例子:在法国,有一个诺曼第乡下绅士把牛养肥了卖给别人,他就这样被剥夺了贵族的资格,而“失去了资格的贵族,就可能和农民一样被征收人头税”亚至于一些生活在城市中的贵族、参与或直接从事新经营方式的封建主家族的利益,同城市中富裕起来的市民利益越来越一致。他们之间的联姻也日益增多。

封建主本来总是以自己门第高贵而自豪,他们把工商业看成是下等人从事的职业,他们瞧不起出身低贱的市民。随着市民财富的增加,随着封建主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也随着封建主自己逐渐卷入工商业活动之中,封建主同富裕市民之间的联姻多起来了。

在英国,“甚至有些小封建领主也赞成他们的儿子在伦敦当徒工”。在法国,在封建主中间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拥有百万家产,不失出身高贵”,这表明货币给那些富裕的市民家庭以高贵的地位,使封建主认为同他们联姻是合适的。

或者说,只有同他们联姻,才能使高贵的门第延续下来。在西欧不少地方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对长子来说,“人们早就给他一种过贵族生活的资格,使他无忧无虑,不用读书,不需要掌握知识,而把这些事情只看做是属下人的事情”。

长子继承制使继承人懒惰,好逸恶劳,并且从小就养成了挥霍享乐的性格。至于那些无法继承祖业的贵族子弟,出身尽管高贵,却不得不考虑今后如何谋生,他们纷纷外出,奔求自己的前程。他们早已懂得“光说领主或贵族’这种称呼就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最好的出路也许是接受某种宗教职位”。

或者,跑到城市里来充当雇佣军或常备军的下级军官,求一个上升和发财的机会。有的去充当富商的上门女婿,在这个圈子里占上一席地位。有的替富商跑腿奔走,出点子,充帮手,尤其是担任海外冒险事业的帮手。他们的生活更密切地同市民生活融合到一起了。

恩格斯曾指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在社会教养和文化教养方面展开了竞争,在豪富和挥霍方面展开了竞赛;在资产阶级未取得政治统治之前,处处都要发生这种情况,而且这种竞争和竞赛也和其他任何竞争一样,结果总是更富有的一方获得胜利。”

尽管封建庄园那一套经营管理模式已被事实证明是低效率的,但仍然有人在坚持它,维护它用波拉尼的话来说这只不过是出于对统治者有利的考虑,或者说,如果改变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采用比较有效率的经营管理模式,那就会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是受市场精神所支配的,而市场精神支配下的调节是一种自我调节,它所威胁的不仅仅是旧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模式,而且还包括与此有关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那些坚持老一套经营管理方式的封建主,那些不肯变、不想变,念念不忘以高贵血统自豪的旧贵族,无疑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庄园效率低下,收入日减他们的阴森森的城堡既挡不住城市雇佣军的炮火,他们贪图享乐的本性又抵抗不了城市奢侈生活的诱惑。他们悲叹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以无可奈何的心情来看待庄园债台高筑。他们穷了,但排场依然要讲究,饮食还得同以往一样,马车、仆从、礼服等等,一切照旧,尽管日子已经不好熬了。这种现象甚至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现。

“既不能抗拒自己新的需要,也没有足够的资力来满足需要,因此,很多贵族先是欠债,再就是破产。13世纪中叶,托马斯·德·桑坦普雷曾说到,在他的家乡教区里,骑士的人数就从上一世纪末的60个下降到只剩下一、两个,这只是总现象中的一个地方例证而已。”

大体上在同一时候(指13世纪中叶),卢昂的大主教尤德里奇描述了他教区内的多数小寺院,都是极其窘迫的。世俗的和教会的大地主显然是比较能够经得起这个危机,但也只能是以几乎完全破坏了传统的庄园组织为其代价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西欧,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过去未曾有过的现象:大贵族由于没有财力措齐女儿的讲排场的嫁妆,而不得不一再把女儿的出嫁日期推迟。

小贵族由于还不起欠债,只好把自己的马匹和宝剑都变卖出去。庄园的土地被抵押出去了,有钱的农奴和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赎出了自身,没钱的逃亡到城市里,或新开发地区,或深山老林之中。在意大利托斯加纳大封建主廷廷那诺家族没落后,最后一代封建主把家产卖光,在城市里讨饭为生,最后饿死在大街上。

“年,两个贫穷的贵族提议,(威尼斯)国家应该每年用7万金币来救济那些没有公职的贫穷贵族们但十人会议及时地干预了这件事,并把这两个提议者终身放逐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去。”

又过了几年威尼斯康达利尼家族中的一个“在年来到总督署里诉苦说他很多年来没有官职,他有9个孩子,但每年只有16个金币的收入,他的债务已经达到了60个金币,他不懂任何谋生之道,最近已经流落街头”。

虽然这些都是个别的例子,但足以说明在“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的时代里,那些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大大小小贵族们,再也保持不了往日的赫赫声势了,已经没落的封建主们再也恢复不了从前的地位了他们已经被城市的经济力量毫不容情地打败。

道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认为封建主义的衰落起因于“作为生产制度的封建主义缺乏效率,以及伴随着统治阶级对于收入有不断增大的需求”。也就是说,封建领主们既缺乏效率,又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这一矛盾在封建社会内部是无法缓解的。

结语

结果,或者是封建领主们的没落,或者是他们力求用生产以外的方式去获得更多的收入。于是就掀起了“黄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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