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养殖行业专题报告生猪产业规模化红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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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观点前瞻

全球生猪生产格局：中、美、欧、俄、巴西、越南、加拿大等产量居前。根据FAO统计，截止年，全球猪肉产量多万吨，中国大陆地区占45%，位列全球第一。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10%）、德国（4.4%）、西班牙（3.7%）、巴西（3.1%）、越南（3.1%）、俄罗斯（3%）、加拿大（1.8%）、法国（1.8%）、丹麦（1.3%）、荷兰（1.2%）、日本（1%）、英国（0.7%）。

美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路径。

从年代开始，美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开始加速，尤以年代最快。在规模化加速的同时伴随着专业化程度提升，典型代表是分段养殖模式出现。屠宰环节行业集中度也在此期间快速提升，-年美国生猪屠宰企业减少了约50%，且屠宰市场份额在-年里进一步向头部集中。产业链纵向整合，下游屠宰企业充当行业整合者角色，往上游养殖环节延伸和整合。

消费饱和、总量滞长、禽肉替代威胁等因素倒逼产业变革是美国生猪产业规模化的动因。伴随人均消费饱和，-年美国猪肉产量增长乏力。美国白羽肉鸡产业生产效率在年代以前率先取得了大幅提升，从而使得-年食品端鸡肉相比猪肉的价差优势逐步扩大，驱动了鸡肉人均消费量出现快速增长，并在年代超过人均猪肉消费量，而人均猪肉消费量甚至出现略有下滑的态势。

美国生猪产业始于年代的大变革主要体现在：（1）挖掘新的产量增长点，通过借助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的东风，打开墨西哥、加拿大、日本、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出口市场，猪肉出口量从年的11万吨增长至年的万吨，“出口量/产量”比率从1.5%提升至22.8%；（2）通过产业内部整合，扩大市场份额和降本增效，从而驱动了生猪养殖环节的快速规模化和专业化、屠宰环节的横向整合和往上游的纵向整合。

在美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和专业化进程中，合同养殖模式的全面推广和养殖技术的革新发挥着重要的助力作用。（1）美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伴随着合同养殖比例的不断上升，合同养殖模式的全面推广在美国养殖业规模化和专业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止年，美国合同养殖方式在生猪产量占比已达到67%。（2）根据USDA的研究，养殖新技术在上世纪80、90年代养殖业规模化进程加速的期间得到广泛应用，在规模化和专业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USDA的研究显示养殖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程度与养殖企业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呈现出很强正相关性。

在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进程中，美国生猪养殖业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养殖成本的大幅下降，“猪肉/鸡肉”价格比率出现大幅回调，终端猪肉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美国生猪产业规模化进程从年前后开始逐渐进入成熟稳定期。年以来，美国生猪养殖场基本保持在多家，不同规模养殖场的数量和出栏占比结构的变化也比此前明显缩小。生猪养殖行业市场份额的头部效应非常明显，截止年，存栏头以下的养猪场多家，但只占了全国出栏总量的0.4%，存栏头以上的养猪场数量才家，但占据全国出栏总量的70%以上。

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过程中的“相对效率曲线”效应。虽然美国不同存栏规模养殖场之间的生产效率（例如每窝产子数）一直存在着差异，甚至这种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但是由于养殖出栏结构的快速变化，出栏份额快速往头部迁徙，从而使得行业平均效率曲线逐渐逼近行业领先效率曲线。例如，随着规模化的推进，美国生猪每窝产子数的行业平均曲线持续追赶和逐渐逼近存栏头以上大型养殖场的每窝产子数曲线，两根效率曲线之间的差距逐渐收窄，并趋于接近。从产业历史发展的维度，两根效率曲线之间的差就是生猪产业规模化的红利。规模化初期，两者差距较大，红利丰厚。随着规模化的深入和成熟稳定，两者差距大幅缩小，红利也将大幅缩水。对于头部优秀生猪养殖企业而言，其发展和扩张的黄金期往往是行业平均效率曲线和其自身效率曲线趋于接近之前。由于随着规模化深入和出栏份额持续往头部企业群体不断迁徙，行业平均效率曲线会持续提升和形成追赶之势，头部养殖企业要努力保持相对速度优势，“跑在行业效率曲线之前”。

加拿大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路径。（1）与美国相似，同位于北美的加拿大生猪养殖产业在-年期间也同样经历了快速的规模化进程，并在年前后开始进入成熟稳定期。加拿大生猪养殖场从年代末的多家大幅减少至年的10多家，进入年以后落在-家的区间，并且下降速度大幅放缓。伴随着-年规模化的快速提升，加拿大生猪产业的效率（例如MSY、每窝产子数等指标）也得到大幅提升，MSY和每窝产子数等指标甚至优于美国。（2）加拿大生猪产业规模化的动因：老龄化和非农收入促使小养户退出，中大型养殖场寻求降本增效。与美国类似，生猪养殖企业持续追求通过技术和养殖体系革新来降本增效是加拿大生猪产业快速规模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与此同时，其他非养殖业务机会成本的增加和老龄养殖场主的逐渐退出，也驱动了养殖份额往行业头部逐渐迁徙和集中。

日本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路径。（1）日本生猪产业在-年经历了快速规模化进程。与美国的情况相仿，在历史上曾经与我国同为小规模分散经营东亚农耕模式的日本，其养殖业在早期也已经出现低层次的规模化进程，而且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进入更高层次的规模化进程，其中尤以90年代的规模化速度最快。（2）进口猪肉的竞争和国内产量萎缩是日本生猪产业规模化的动因。日本生猪产业规模化的大背景是：人均猪肉消费量仍在提升，但是在年代开始的猪肉进口替代影响之下，国内产量不仅没有增长，甚至出现萎缩，从而倒逼国内生猪产业整合和降本增效。

英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路径。

英国生猪产业在年代到年代后期经历过了一轮规模化进程，生猪养殖业的场均存栏规模从年的70头大幅攀升至年的头。

英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动因：消费饱和、总量滞长、禽肉替代、盈利下滑等多因素倒逼整合。年代开始，英国人均猪肉消费量进入饱和状态，并出现缓慢下行趋势。与此同时，人均禽肉消费量则持续攀升，并在年代初超越人均猪肉消费量。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生猪存栏量总体处于上升的通道中，并在年达到9百万头的历史峰值，此后养殖盈利开始下降。消费饱和、总量滞长、禽肉替代、盈利下滑倒逼英国生猪产业进行内部整合。

英国生猪产业年开始逐渐进入成熟稳定期，主要特征表现为：（1）存栏母猪养殖场数量在年后基本保持在0家的水平；（2）平均母猪存栏规模基本保持在70头上下的区间；（3）不同母猪群规模养殖场的行业存栏占比结构趋于稳定；（4）屠宰企业数量下降趋缓且不同规模屠宰场屠宰量占比结构趋于稳定；（5）养殖效率指标上升趋缓，部分指标甚至趋于平缓。

英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过程中的“相对效率曲线”效应。在生猪产业规模化成熟稳定期里，英国生猪养殖行业的效率曲线表现出与美国类似的特征，即行业领先效率曲线与行业平均效率曲线已经趋于接近（例如PSY和每窝产子数曲线等）。此外，从横向来看，英国成熟稳定期里的养殖效率指标（例如PSY和每窝产子数等）与养殖规模的正相关性要明显弱于美国，隐含着英国生猪养殖产业在成熟稳定期里已经局部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欧盟国家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路径。

欧盟内部成员之间的生猪产业存栏结构差异较大。根据年的调查统计，罗马尼亚存栏在10头以下的养殖场占国内养殖场数量的99%，占国内总存栏的50%。部分东欧国家存栏10头以下养殖场存栏占比超过10%，例如斯洛文尼亚和立陶宛等。与此同时，从欧盟总体来看，存栏10头以下养殖场存栏占比仅有不到3%，大部分欧盟国家的生猪养殖量都集中在存栏0头以上养殖场。

丹麦、德国、西班牙、乃至欧盟整体均经历了不同程度规模化进程。作为一个整体，欧盟也在经历着规模化进程。欧盟年共有超过万家生猪养殖场，到了年剩下不到万家，单场养殖规模也在明显提升。具体国家来看，以丹麦、德国和西班牙为例，丹麦国内的生猪养殖场从年的家持续下降至年的家，场均存栏规模从头大幅提升至头，年屠宰万头以上的屠宰场从年的54家减少至年的8家（合作社组织在丹麦的生猪产业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丹麦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其每窝产子数、MSY和PSY等指标也持续提升，并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此外，德国和西班牙也同样经历规模化进程，养殖场数量下降，单场养殖规模提升，行业整体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

欧盟国家生猪养殖规模化过程中的“相对效率曲线”效应。根据EUROPEANCOMMISSION的统计数据，以年为例，丹麦、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等欧盟国家的生猪养殖产业都体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一统计分析结果与美国生猪规模化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有着相似之处。在欧盟国家生猪产业规模的进程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与美国同行相类似的产业特征和趋势。因此，我们认为欧盟生猪产业规模化背后的逻辑仍然是前面在分析美国规模化时提到的“效率曲线效应”。

生猪产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从实证的产业数据来看，USDA和EUROPEANCOMMISSION的研究和统计数据均表明，在美国和欧盟国家（丹麦、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生猪产业规模化的过程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从定性和推理的角度：（1）从历史发展来看，产业要升级、社会要进步。如果生猪产业是规模不经济的，那么全球多个生猪主产国出现的快速规模化进程便是与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相背而行，是不应该出现的；（2）从逻辑倒推的角度，全球多个生猪主产国均经历了或经历着快速的规模化进程，行业存栏份额不断往头部企业集中，与此同时行业整体生产效率在持续提高。如果生猪产业是规模不经济的，那么随着出栏份额都快速往头部企业集中，那么这些国家生猪产业的生产效率指标不应该是持续上行，而是下行。

我们认为应该从养殖整体体系的视角和产业历史发展的视角去看待生猪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1）在农业领域，由于农户有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和劳动力成本核算优势，就养殖和种植的单个环节（例如生猪育肥）而言，同样生产效率情况下，估计很多工厂化规模企业的成本都拼不过农户。然而，如果规模化可以带来技术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从而弥补跟农户之间的成本投入差距，那就会带来规模经济，USDA和EUROPEANCOMMISSION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生猪产业规模化过程中可以做到这一点。（2）如果我们单纯聚焦在生猪育肥单个环节，我们是无法理解规模化效应的。就单个育肥环节而言农户确实有优势，要不然也不会有“公司+农户”模式的全球普及。然而，生猪养殖是一个体系工程，而不单纯是一个育肥环节，我们应该跳出单个育肥环节来看整个生猪养殖体系，综合考量育种效率、料肉转化率、日增重、病死率、饲料成本、对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对市场信息的捕捉能力、对下游屠宰环节的议价能力等多因素。（3）进入到生猪产业规模化的成熟稳定期后，可能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例如上述提到的英国，也正是由于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以及“相对效应曲线”效应的减弱，英国的规模化进入了稳定期。这也不难理解，由于生物特性，生猪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无休止的提升。

从产业比较的视角去理解生猪产业、乃至大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对于生猪产业，乃至整个农业，是否有规模经济效应？是否适合规模化和工厂化？主要看种养殖对象本身是否还有生物改良和生产效率提高的空间，以及是否足以覆盖跟农户之间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成本差距。因为凡是工厂化的规模化，在生产效率没有相应提升的情况下，跟农户相比，大多都会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生猪产业在规模化过程中可以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原因更多在于其生物属性本身，规模化企业通过技术改良和生产效率（例如PSY）的提升足够弥补跟农户之间的成本差距，并体现出规模经济效应。

从产业横向比较的角度，我们认为生猪产业的规模化效应要明显优于蛋鸡产业和肉牛产业。生猪产业在规模化的过程中可以把一头母猪提供的商品猪数量从10多头提高到目前欧洲最高的30多头。在蛋鸡产业规模化的过程中，是否可以使蛋鸡从一天下1个蛋提到到一天下2-3个蛋？在肉牛产业规模化的过程中，是否可以使母牛从一胎产1头牛犊提高到2-3头？显然，对于蛋鸡和肉牛来说是很难的，这是由它们的生物属性决定的。所以有些规模化蛋鸡场的产蛋成本还拼不过农户成本，只能走价格差异化的中高端路线。再如，同样是食用菌品种，有些就适合工厂化种植，有些就不适合，为什么？其中原因就是有些品种可以通过工厂化后单产提升来覆盖掉重资产投资的成本，从而在成本上可以跟农户种植成本相竞争。而有些品种则难以通过单产提升来覆盖工厂化后的额外成本，从而没法跟农户种植成本竞争，从而不适合工厂化种植。

为什么会有“相对效率曲线”效应？

生猪产业规模化过程中“相对效率曲线”效应产生的产业背景是：产业内经营实体存在生产效率的结构性差异，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存栏结构的迁徙（即市场份额从产业中部尾部逐渐往头部集中）。我们以下通过公式来推导：行业平均生产效率=头部养殖场生产效率×头部市场份额+中部养殖场生产效率×中部市场份额+尾部养殖场生产效率×尾部市场份额。（其中，头部效率＞中部效率＞尾部效率）

根据上述公式，在规模化初期，由于市场份额大部分集中在尾部和中部，因此头部效率与行业效率的差距比较大。在规模化过程中，市场份额不断往头部集中，头部效率与行业效率的差距之间逐渐收窄。进入到规模化的成熟稳定期，当大部分市场份额都集中于头部养殖场（例如年后的美国生猪产业），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非常小。

我们认为，生猪产业规模化过程中的“相对效率曲线”效应深层次的本质是：产业内部的效率差驱动市场份额从低效率群体流向高效率群体。效率差越大，份额的流动就越快；效率差越小，份额的流动就越慢；效率差接近，份额的流动就很平滑；效率差逆转，份额的流动随之逆转（例如我们从产业实证数据观察到，英国规模化成熟稳定期的-年间，由于局部出现规模不经济，导致市场份额出现局部震荡回流的现象）。

“相对效率曲线”中“领先效率曲线”的选取标准和维度。（1）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规模、产业环境和资源禀赋是有差别的，行业领先效率曲线的领先群体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我们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产业分析方法和思维模式。（2）从上述几个不同国家的产业实证数据来看，以年出栏量1万头以上养殖场群体的加权平均效率曲线作为行业领先效率曲线不仅适用于生猪总出栏千万头级别的国家和地区，还适用于生猪出栏亿头级别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选取标准的参考之一。（3）上述几个国家在规模化的后期，出栏万头以上养殖场的市场份额陆续突破60%，处于60%-80%多之间，这也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生猪出栏头数千万级到亿级的国家和地区是否达到规模化成熟稳定阶段的参考指标之一。

“相对效率曲线”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何非洲猪瘟期间我国生猪产业会出现加速整合？非洲疫情考验着生猪养殖行业的疫病防控能力，防控得不好，病死率高，生产效率就低。在这波疫情中，虽然头部企业也受冲击，但是防控措施不到位的中小场受到冲击更大。最终结果是非洲猪瘟疫情拉大了头部企业和中小场之间的效率差，由于我国中小场的市场份额占比较高，从而扩大了“行业领先效率”曲线和“行业平均效率”曲线之间的纵向距离，放大了“相对效率曲线”效应，驱动我国生猪产业在非洲猪瘟疫情期间出现加速整合和规模化的现象。非洲猪瘟给我们的其中一个启发是，在生猪产业中，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资本市场投资，都需要有“相对效率”的思维。

生猪企业在发展中如何理解和运用“相对效率曲线”效应？对于单个生猪养殖企业而言，例如担当行业整合者的头部养殖企业，其自身效率与行业平均效率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联系起来：行业平均生产效率=某企业的生产效率×某企业市场份额+头部养殖场效率×头部养殖场市场份额+中部养殖场效率×中部养殖场市场份额+尾部养殖场效率×尾部养殖场市场份额。从这个公式中，对于单个生猪养殖企业来说：

生猪这个大宗农产品的产品属性是：刚需，产品同质性强，价格周期波动剧烈，周期盈亏。生猪养殖企业经营的重点一般在于生产过程管理和成本控制，高效率和低成本是企业生存和扩张的关键之一。优秀的企业要时刻保持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效率领先和成本领先优势。

由于在规模化过程中，随着市场份额不断往头部集中，行业平均效率曲线会持续提升，头部企业时刻处于被追赶的地位。头部企业的优势是基于效率提升的相对速度优势，是一种动态优势，不进则退，因为在后面追赶的行业平均效率不会停止前进步伐。

头部企业要保持行业内的效率领先和成本领先优势，就必须持续跑在行业平均效率曲线之前。

头部企业在领跑的过程中，持续决定自身效率曲线与行业平均效率曲线之间距离的因素是：自身效率的提升速度、其他企业和养殖户效率的提升速度、市场份额往头部集中的速度。第一个因素取决于单个企业自身，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则取决于外部因素。因此，生猪养殖企业在经营中，不仅要做好内部经营管理，还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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