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与世界经济,丹麦做出了哪些取舍

引言

很明显，上面介绍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对社会服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以前社会结构相比要求更高了(在很大程度上以前社会是全靠社会本身),富裕社会的公民对公共服务要求日益提高，如关怀儿童的机构、更好的教育、对老弱病残提供更多的上门帮助和护理等。所有这些需求以前基本上是各家自己负担,或由与他们相近的人承担。对这些数不清的要求和挑战的回答是建设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与服务经济

福利国家真正在丹麦实现是在年前后。林林总总的福利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它的理念源自西欧。诚如前面已讨论过的,这是丹麦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原则。早在年，社会民主党就在其宣言《丹麦之未来》中勾勒出它的主要轮廓,年宣言又使其更为丰满。按年宣言,公共部门不只是担负缓解眼前需要的责任，而且要确保每个公民过上像样的生活,保证他们获得医疗和教育所需的钱则通过进一步的税收政策解决。这样更大的负担落在了高收入人群身上，福利性服务在某些方面来说就成了“免费”服务。福利国家虽然原先只是社会民主党提倡的,但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也逐渐接受了这一理念。所以此后讨论的问题不是丹麦应该成为福利国家与否,而是一场关于福利法规订到什么程度的辩论。

福利国家的创建和服务社会的出现导致文职官员人数的暴增。年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是16.8万,其中7.8万是在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性行业。到年就增至23.4万,其中10.1万人在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性行业。到年则分别增加到44.4万和20万人。年公共部门雇员近90万人，是整个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然公共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里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年公共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但从年起就占到50%左右，不过近年有些下降。赋税与福利国家的扩大同步增加。年前丹麦人纳的税只占他们收入四分之一左右,后来翻了一番，到了50%,年则到达51%。

这些数据再清楚不过地说明20世纪下半叶丹麦福利国家和服务性社会的惊人扩张，因60年代的暴富而滚滚向前。无论是7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80年代的萧条都不能阻止福利国家进一步扩张的步伐。丹麦人与福利制度已融为一体,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福利制度再也不能继续扩张，否则对各行各业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各行各业与此同时还得在国际上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平心而论，当年祭起福利制度大旗的政治家有一百个理由相信，当繁荣普遍增加时，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就会下降。但在真实世界里,实际出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随着社会和医疗福利的增加,需求和要求也增加了。

有一种方法可把丹麦福利国家连同其全面的社会保障网及高度集体责任感看作是现代国家版的旧时代(就是农业改革之前)的村合作制。数百年里村合作制为丹麦人的日常生活构建了一个无忧无虑、安全可靠的框架，塑造了丹麦人的行为举止和道德规范,甚至对做个丹麦人意味着什么作出界定。福利国家及其固有的安全和对付内外威胁的集体保护触动了丹麦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感。这兴许能够解释丹麦人为什么对改变福利制度会那么踌躇，所以当政客想要对福利国家的发展作些限制时，真的是要十分小心了。甚至连自由党、保守党政府(年大选中它们坚定支持中等阶层)也不敢削减服务，而只是把他们自己限在一个简单决定上:不再进一步增税。从现在的纳税水平看,这只能算是非常有限的一小步。

丹麦福利国家与世界经济

福利社会的真正建筑师扬斯·奥托·克拉格,即前面提到的,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首相。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建设福利国家是一项工程,在战后困难岁月里,这一工程把丹麦社会团结在一起。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国家工程，是保护娇小的丹麦不受外来威胁。他同样认为经济发展是这一工程成功和强化的前提。由于丹麦十分依赖出口,持续发展就需要通畅地进入出口市场。德国和英国市场最为重要。他看到，确保丹麦不被挤出重要市场是最迫切的政治目标。从当时欧洲市场形势看，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在他作出个人的巨大努力之后,他成功了，这是他永垂青史的功劳和荣耀。与此同时他又把握航向,驶过阴险狡诈、暗礁密布的60年代海域，朝着高于一切的目标福利国家前进。

共同市场成立于年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组成。这是政治、经济广泛合作的一株幼芽,首先达成关贸总同盟,签订了几个农业协定，规定了农产品的最低价格。丹麦考虑申请加入，但还是决定不参加,因为英国和北欧国家都不愿意参加。两年后丹麦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这是以英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协议，葡萄牙、瑞士、瑞典、挪威及芬兰也参加了。从丹麦角度看，自由贸易协议的欠缺之处是它不将农产品包括在内，而农产品却是丹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另一弊端是它使丹麦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更难了。

从长远看，欧洲分成两个贸易集团会产生很多难题,尤其是对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它们只能站在路旁眼睁睁看着德国这座经济发电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里冒蒸汽,而自由贸易区里仍缺乏活力。年英国申请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丹麦也提出申请。60年代举行了一连串谈判,皆无结果，最后以法国总统戴高乐否决英国申请而告终。年终于达成一份满足英国要求的协议。丹麦也觉得能够在“罗马条约”上签字。

尽管“罗马条约”让克拉格满意,但申请的道路太长了点，其中包括排它性的北欧自由市场。在加入欧共体前还有一个障碍要跨越:公民表决。由于国内意见分歧，需公民投票表决。支持加入欧共体的人将理由集中在经济方面;而反对者坚持说加入会意味着丹麦将把自己的独立拱手交给这个跨国组织,丹麦的福利也会深受其害。

辩论双方提出了自己观点，辩论持续了许久。说来也怪，尽管这仅是克拉格的起点，但支持加入欧共体的人并未使百姓明白加入欧共体不只涉及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保存现代丹麦最重要的形象——福利国家。这使反对者成功地让百姓看到加入欧共体是对福利国家的威胁，对丹麦的理念也是个威胁。说得轻一点,这场辩论没有反映出这个问题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丹麦这种角色紊乱、没有实质内容论证的辩论,自年起就成为辩论欧洲问题时的祸根。尽管有这些使人头晕脑胀的根本问题，但年公民投票的结果还是多数赞成加入欧共体。挪威人拒绝加入欧共体着实使丹麦国内支持加入的人担起心来,然而结果还是63%的丹麦人赞成33%的人反对。所以年1月1日丹麦成为扩大了的欧共体正式成员。欧共体现在把所有出口市场都整合在一起，对丹麦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因而也对丹麦福利国家的延续十分重要。

总的来看，尽管从年危机开始到20世纪末丹麦人的个人消费增加了近三分之一，但与以前相比,这个消费的增长分布得更不平等了。一个全新的、持续增大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由长期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受益人员以及瘾君子组成。所有这些人都时刻依赖社会服务，因而他们体会不到收入的普遍增加。另一方面80年代动荡的经济对投机者特别有利，一小撮敢于冒险的年轻人聚敛了巨大财富。虽然这个时候大约30%的国内产品是通过福利机制再分配,但这对阻止社会分化的扩大还远远不够。社会分化加深的趋势又因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和难民人数飞速增加而加剧。年丹麦约有30万移民和难民。就像前面提到的“常住人群”一样,新来人口的大多数也靠国家失业救济等公共事业方面的开支生存,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糟糕的一体化政策造成的。

犹豫、傍徨、扭扭捏捏的欧洲人

诚如前面所说,大多数丹麦人认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国家项目的组成部分，目的是保护丹麦经济，拯救丹麦福利模式。然而，实用主义者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共同市场原初的核心理念就是联邦,长远目标是政治上把欧洲联合起来。经济合作只是一个开始，是达到长远目标的工具。丹麦的不同想法显然是它对欧洲扩张计划抱犹豫和保留态度(这一直是丹麦标志性的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的十来年里,欧洲联盟步伐迈得很慢。到了80年代,建立欧盟的速度加快了。年会员国发表一个宣言，称它们保证为建立欧洲联盟而努力。三年后会员国政府首脑通过了“单一欧洲法”其中包括年前撤除技术和财务上的贸易障碍的条文，目的在于创建“内部市场”，促进广泛和谐,包括与经济和贸易不直接相关领域里的和谐。最重要的是,采取的和谐措施只需多数票通过即可,各国皆无否决权。

不可否认，这些广泛的决定有很强的联盟味道。首相施吕特尔在酣战的片刻沉寂之间公然不顾明显的事实说联盟问题已成定局,就像(装饰大门的)门钉已钉死在大门上一样。坦率地说这对营造辩论的客观气候毫无益处。尽管如此，政府对公民投票结果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实际结果是56%多一点的票赞成“单一欧洲法”,不到44%的票反对。后来每次关于扩大欧洲联盟的投票大体都把丹麦人分成一半对一半，有时赞成票略多一点，有时反对票略多一点。

年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名称是“政治联盟条约”)投票情况更是明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由许多协议构成,所有这些协议都是扩大合作更有约束力。协议的关键点是经济和货币联盟,有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和一种共同的货币，它们会以联邦形式把原先的经济共同市场变成超国家的合作组织。联盟绝非如施吕特尔所说“大门上钉的钉子”。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看这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条约要求(各国)交出主权,章程规定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丹麦引领公民投票的辩论总算第一次严肃地集中在政治方面,而不只是经济方面。反对派成功地在丹麦人的畏惧心理上大做文章，他们担心会失去自己珍爱的福利国家，会被捉摸不透的外国利益所操纵。支持条约的人反对这种说法。他们努力使丹麦人相信，联盟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公民投票的结果是反对方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获胜:50.7%反对,49.3%赞成。所以，就丹麦而言，提议被否决了。

投票结果的震波通过政治机构传到丹麦国内外,因为对欧洲条约作任何改动都需要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其他国家觉得整个一体化进程因小小丹麦反对而突然结束是不可接受的,这也非常自然。年12月的“爱丁堡协议”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丹麦有权退出四个领域,即:联盟共同的公民身份问题、共同货币、军事政策和司法互助。次年，丹麦又就此新协议进行公民投票。这一次，近57%赞成，43%略多一点的人反对。

后来更明显的是，丹麦退出的领域正是欧盟此后几年里获得最有

力发展的领域,丹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年“欧洲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盟”。年瑞典芬兰和奥地利成为欧盟正式会员国,令丹麦不堪设想的是，它若置身于欧盟之外会有什么前途,须知“爱丁堡协议”之后,丹麦只是个部分会员国了。年9月丹麦就是否加入第三阶段的经济与货币联盟举行公民投票,第三阶段就开始用欧元作为共同货币了，结果是53.1%的居民投了反对票。更加突出地显现出丹麦这种三心二意的非正式会员国性质,也再次将丹麦民众对欧洲联盟的重重疑虑非常突出地显露出来。

丹麦对欧盟态度矛盾,一个很好的说明是，年秋，主持欧盟进一步扩大并达成协议的成功谈判的关键因素是当时丹麦担任轮值主席起了重要作用。这次谈判准备再接纳10个国家。这一扩大不只是把欧盟的支撑点往北和往东推进，也就是说支撑点离丹麦更近了，同时也与丹麦模棱两可的暖昧态度成鲜明对比。因此,与上一次(年)欧盟扩大相比，年就更难想象丹麦置身于欧盟之外的前途了。但至今丹麦仍有约一半人口是怀疑派。

三心二意的先锋国家

社会民主党政府在90年代的一个特定时刻提出一句口号:“丹麦是先锋国家”。按这个相当情绪化的口号,丹麦是要把自己塑造成福利领域里的模范，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这个口号的提出者应该很少看国际比较研究报告吧。这些比较研究报告戳穿了这句口号所代表的沾沾自喜的满足气球。这些报告显示,丹麦在校学生已落在其他国家学生后面(我们通常与这些国家比知识,比能力),报告同时说除了很少几个例外，丹麦教育太昂贵,效益太低。报告还显示,尽管丹麦在医疗卫生上花的钱很多,但在很多方面还不能跟许多国家，例如法国的医疗卫生相比,等候治疗病人的名单太长,医院房屋破损，设备过时。这些报告的结论对许多丹麦人是个沉重打击，并引发了第一场真正严肃的、不带偏见的关于福利制度应最先解决的问题和福利的有限性的辩论。

通过辩论有一点已十分清楚:沿着60年代锁定的目标一味扩大丹麦福利模式是不够的,因为随着共产主义垮台而来的全球化压力已使丹麦商业和丹麦社会快速变化。一方面是想抱残守缺,死死抱住自己熟悉的旧模式不放，另一方面是毫不留情地需要适应并满足全球化的要求，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丹麦进入21世纪后最大的挑战。

我们暂且回到詹姆士·梅隆爵士所说最广义的丹麦经济上来。丹麦经济要实现两个目的:一是为合理的生活水平打个基础，一是保护丹麦理念。应该说丹麦在千禧年之交所面临的进退维谷从本质上看是全球化经济在许多方面正朝着与丹麦福利社会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丹麦经济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变革的意愿，这样丹麦经济才能完成詹姆士爵士所提出的两大目的——建立高效的福利体制,又不降低竞争力和生活水平。丹麦无力改变全球样式。它的困难任务是既要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又不在此进程中失去它的特性和社会价值。

我们这里讲的是丹麦如何从一个短缺多多的穷国发展成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的故事，展示出过去一代又一代丹麦人在历史关键时刻掌握了这门很难的艺术。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丹麦人也能创造出同样的奇迹，也能找到平衡使丹麦经济在不断变化世界中保持和提高自己地位又不损害丹麦特性。

结语

柏林墙倒塌后，世界及世界经济跟丹麦靠得更近了。但是,从丹麦对欧盟的暧昧态度可以看出丹麦真的向世界靠近多少,而且特别要说的是丹麦人在多大程度上又希望走进世界，就不是很清楚了。迫切需要澄清这个间题，迫切需要计算其后果,这对未来丹麦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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